会写字的人不该没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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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长大很快就会长老了，所以过了而立的人总会像半夜里等着楼上邻居丢下第二只鞋一样心里惴惴不安，没人的时候喜欢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呲牙咧嘴，又急切又胆怯地寻找岁月在脸上发出的第一个警报。
不爱照镜子、不拔白头发、不抹抗皱霜的女人也一样是怕老的，只不过我们不看脸，看梦。相对样貌来说，梦似乎更能照出一个人内心的年龄。
我一直坚信当一个人的梦境从虚幻的形象，光怪陆离的场景，天马行空的情节，毫无逻辑的推演，变成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的复制、变型和混搭，他/她就真的开始变老了。
按照这个标准，我担心自己去年九月已经开始变老。那个梦细节丰富且清晰：一个上了年纪的鞋匠，坐在光线昏暗、弥漫着旧皮革味道的店铺里，这里大概很久没人光顾了，他无聊地把手中的小钉锤在木墩上敲得当当响。
一个和他一样苍老的顾客，搅动着门廊上的阳关走进店里来。鞋匠大概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个顾客，他拼尽全力，用骨节突出又有些颤抖的手把客人的旧皮鞋修得像新的一样。
这个客人大概已经不需要那双鞋子了，他太老了，都快走不动路了，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跟鞋匠聊天，记下他的故事。鞋修好的时候，故事刚好也写完了，鞋匠和他的客人一起轰然倒下，弹起满屋子的尘埃，一层层飘落下来，覆盖了那双没人穿的鞋和那个没有读者的故事。
这个梦在别人看来可能像荒诞电影一样古怪，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其实是个太过真实的噩梦。
那时候我刚回了趟中国，从南到北跟一些朋友吃饭叙旧，他们中大部分供职于媒体，每个人都抢着买单，每个人都表现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惶惑，每个人都在说广告直线下跌啦，招不到优秀年轻人入行啦，创业啦，转型啦，媒体行业要完蛋啦之类的事。我想我是真的被吓着了。
那时候我在美国已经14年了，除了头两年在新闻学院读书其他时间都在做媒体，做过英文杂志也做过中文报纸，我是说我不是个第一次听到媒体行业势衰的too simple有时naive的小孩。
事实上，硅谷不就是那个把传统媒体推下山的坏小子吗？近水楼台的美国媒体不就是最早的受害人吗？美国不也有老牌媒体说死就死吗？不也有普利策得主转行去做公关吗？这些不都是在我到美国之后这几年，在眼皮子底下一幕幕发生的吗？
但我对祖国的同行们铺天盖地的抱怨和顾影自怜免疫力还是不够，因为即使站在行业衰退的最前沿，美国同行说的最多的似乎也不是老之将至而是如何返老还童。
比如我在去年截稿俱乐部颁奖晚宴上遇到的Tim Healy。Healy1979年加入《新闻日报》（Newsday），几乎做过该报所有部门的主编。我以为这样年纪的人一定会痛恨互联网给传统媒体带来的致命伤害，但他说：“错的不是互联网，而是传统媒体人拒绝改变。”他现任该报最时髦的职位：“大数据主编”，职责是在数据中发现故事。
比如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院教授Carrie Brown。今年一月她在市大开创了全美首个“社会新闻”硕士学位课，教学生如何通过各种方法与读者建立起互动网络，用新闻报道的聚合力帮助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
刚开课时Carrie请我去给她的学生做讲座，我不知道为什么几十个非华裔年轻人会如此全神贯注听我唠叨如何报道华裔社区，但显然他们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对这门课传授的理念深信不疑。
市大新闻学院院长Sarah Bartlett告诉我今年申报该院的学生人数比去年翻了一倍，我问她为什么行业势衰学生还热情不减，她说：“他们都是希望帮这个行业走出困境的人。”
比如一对在媒体界供职的朋友，当他们的女儿读到大学二年级决定专修新闻专业时，两人在沉默中对视，无声地完成了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心照不宣的辩论，然后把担心咽到肚子里，只说了句：“做你喜欢的事就好。”
对了，他们不是华人，惯于研究今后二十年就业趋势的华人家长，绝不会任孩子由着性子去跳火坑。
（IRE Awards）
也许这些都是偶然事例反映不了全局，那我来说说上周日在费城闭幕的调查新闻记者编辑年会（IRE）。调查新闻记者编辑协会成立于1975，那时候尼克松总统刚刚因为水门事件被踢爆而下台，媒体行业如日中天，调查性报道蓬勃生长，1976年协会第一届年会有300多人出席。
如今整个行业今非昔比，辉煌早已是明日黄花，但今年的年会来了1800多人，创下历史纪录。
四天的年会上开设了150多场讲座，几乎场场爆满。这些讲座差不多是当今美国媒体界趋势、走向，媒体人坚守、突围的全景图。很多资深大佬离开了传统媒体却没离开严肃新闻，比如《纽约时报》前总编Bill Keller，辞别大东家创建了以报道司法正义为主旨的The Marshall Project。
在题为“扒粪新一代”的专节中，Keller被问及这样的非谋利媒体机构如何避免金主的利益与新闻报道冲突，他的答案牛气冲天：“我明确告诉他们，你捐的钱买来的不是广告，是客观公正的新闻。”
很多年轻人尝试着各种新鲜的法子给这个古老的行业拉皮去皱，在“别出心裁讲故事”专节中，调查报道中心的Amy Julia Harris讲了他们如何给一篇揭露政府楼恶劣居住环境的报道配上黑人少年据此创作的说唱诗歌当辅菜，又把报道的内容转化成一部公演的话剧。
这些作品里每个细节都取自记者采访笔记，跟报道一样真实，艺术没有加工和升华，却能让新闻飞得更远。
1974年就因为水门事件报道获了普利策的78岁CNN退休记者James Polk带来他十几年前编写的一页纸采访要诀，“在家里地下室找到了，就剩这些了，谁要就来拿吧。”他说，几十份资料眨眼功夫就被抢光了。
颁奖午宴上特颁的年度金锁奖，专门用来讽刺那些运作不透明的政府机构。常对记者索要公共信息资料的要求置之不理的马萨诸塞州警察局今年获此殊荣，引起全场哄笑鼓掌；我在会上遇到了几年前参加年会时认识的所有朋友，没走散，都还在。
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上一次没心没肺的狂欢，但至少每个人表现得都像泰坦尼克号上那些乐手一样优雅和气定神闲。
或许美国人日子过得一直太舒服，没经过事没吃过苦，骨子里就是没心没肺，使他们成了理想主义的最佳载体。而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的智慧和面对风吹草动时迅捷灵敏的反应能力让咱们不大可能狠下心跟理想同归于尽。
又或许这根本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区别。媒体行业逆境求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处于这样一个环境：
从业者相信每个人的经历和观点都有价值，愿意为一个故事花时间去倾听与此相关的所有声音（比如《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纽约指甲店行业的报道，记者采访了400多人）；受众相信媒体的角色对社会不可或缺，在媒体倾颓时愿意出手相救（比如那些为非谋利新闻机构捐款的人）；所有人都相信真实的力量，相信以卵击石也可以改变世界。
这个链条如何成形是个鸡与蛋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推说是其他环节的缺失让自己那一环掉了链子，不过这样这个链条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或者你也可以做点别的，比如像我这样在所有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中只会一样谋生技能的人，总还是可以像把所有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股评家一样写些不客观却很投入的文章来唱兴这个行业。
还有一点要说的：那个鞋匠铺的梦后来没有重现过，可能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需要我们这门手艺。这让我稍微放了心，偶尔长出一根白发大概算不上老。
总得有一些人挺着不能老，不然有一天这个行业起死回生，极目四望，难免像《胭脂扣》里的如花还魂看到了糟老头十二少一样，觉得自己还是死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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